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

周秋光，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我国著名的社会史、慈善史研究专家。在学术领域，开创了“熊学”，突破并丰富了湖湘文化，开拓了湖南社会史研究，开辟了中国慈善研究等。周秋光在学术上取得如此丰硕成果，得益于他独特的学问之道：学遇恩师、学于“享受”、学与政兼、寓学于教。

学遇恩师

周秋光走上学术之路，与恩师密切相关。1977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，并留校任教。林增平、王康永、石振刚等都是他的“贵人”。王康永老师带领他涉足湖南军阀史的研究，这为周秋光研究西南军阀史领域，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机会。周秋光勤奋刻苦，博览群书。林增平将自己仅有的一套《中国近代史》珍贵存本借给他，书中大量的批改、贴条、画杠之处，使其大受感动和鼓舞。周秋光做助教之时，也在思考问题和写文章。他的第一篇论文《义和团笼统排外刍议》，是在两位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。林增平老师亲笔写信并将文章一并寄给章开沅，周秋光因此受到了章老师的赞许和鼓励。随后林增平老师推荐周秋光进入华中师院近代史研修班。那里名家云集，如姚文元、胡滨、李时岳、路遥、王庆成、汤志钧、陈辉、刘望龄等，周秋光参与了一场学术盛宴，这更激发了他做学问的空前热情。作为研修班毕业考核作业的《共进会平议》，同时也是周秋光的第二篇论文，在林增平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，最终在全国获奖。林先生曾说：“写文章就要像周秋光写那个共进会的文章一样，写了之后，别人就不再写了”。周秋光体会到做学问之艰辛，明白一篇好的文章，并非一蹴而就，是需下苦功夫的。他选择“冷门”的熊希龄项目，林先生却“未泼半点冷水”。恩师的支持，成就了周秋光的“熊学”。周秋光也在不断继承和发扬林先生的治史精神。

“做学问的起步阶段，恩师作用至关重要”。秉承着对林增平先生的怀念之情，周秋光在《文史拾遗》2008年第4期中，为林先生编写了年谱。

学问之路，首遇恩师，耳提面命，终身受益。

学于“享受”

学于“享受”指拼搏精神、创新精神、与时俱进、大胆转型、苦中作乐。唯有如此，方可体会王国维所谓的读书“三境界”。

拼搏精神，指的是他做学问的这股劲儿，不知疲倦，怀着兴奋之情钻进书里，人称“拼命三郎”，这也是他告诫年轻人应拥有和坚持的品质。

创新精神在于他敢于质疑，坚持自己。《义和团笼统排外刍议》和《共进会平议》都有他独到的见解。对熊希龄项目的研究，也是“碰”了别人不敢“动”的领域。周秋光发现报纸是很好的史料，在研究西南军阀史时就已开始使用报纸，是湖南最早使用报纸的学者。周秋光研究熊希龄时，主要查阅报纸和档案，做了两万多张相关的卡片。他认为只有查阅报纸，才能拓宽思路，发现更多的领域，填补更多研究的空白。例如，从熊希龄的研究中，他发现了慈善研究的“新大陆”。

“学问做到一定程度，一定要转向”，是周秋光做学问的一大特色。第一次转向，是在研究辛亥革命时，当时全国研究此方向者多达十万人，对此，周秋光急流勇退。他认为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，应该转向别人没有做过的，这一直是他做学问所秉持的观念。1983年，周秋光开始转向对熊希龄的研究，这是周秋光做学问研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。他为熊希龄树立了新的形象，开辟了“熊学”三部曲，在学术界影响巨大。第二次转向，正值上世纪80年代的“文化热”，周秋光特立独行，不愿“凑热闹”，转向研究湖南文化史，并提出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定位：湖湘文化史。《湖湘文化近代化的开端与标志》一文将湖南近代化的开端定在甲午战争以后。《湖南社会史》是他研究地方文化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第三次转向，是在80年代中晚期，他写熊希龄的文章时，发现了慈善这一新的研究领域。周秋光首先对熊希龄做慈善这一历史进行肯定，接着又系统梳理了熊希龄一生的救灾事迹。由此可知，周秋光从熊希龄转向慈善是水到渠成。慈善是周秋光做学问之中最大的一个领域，他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史的拓荒者。

周秋光表示做学问是一种快乐，要真正地钻进去，成为一种享受，忙而不累，乐在其中。享受做学问的过程，才能真正体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读书境界。

学与政兼

亦官亦学，学与政兼，成为周秋光意想不到且持续多年的人生走向，这也是他独有的学问之道。做学问与从政，是看似矛盾的双方，他却能使两者彼此促进。从政初期，周秋光的老师吴燕南曾对他说：“你要做就做最好，为我们知识分子争口气”，这番教导使其终身受益。周秋光认为，书生从政，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。他继承了湖湘士子的这种情节，保留书生的本色，保留学术。将学问融入政治，促进政治，又用政治经验更好地拓展学问领域。例如，中宣组让周秋光讲课，借此机会，周秋光尽快融入决策班子，并积极献言献策。由此可见，周秋光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教授，他的阅历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从政，让他得到了更多资源，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，不断进入新领域，迎接新挑战。

周秋光做了三届的省市委员，写了99个提案，为湖南省和长沙市做了一个学者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他坚持自主调研，用学术参政议政，直接为社会服务。“如果是普通的学者，没有这样的机会（就算了），但是有这样的机会，你不去做，就是政治资源的浪费”，他把自身做学问的优势用于为社会和民生服务之中。

用做学问的优势推动政治工作，这是一种创新，以政治工作更好地为做学问开拓新方向和新领域，这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。学与政兼，相互促进，互相补充，未尝不可。

寓学于教

周秋光将做学问与教学相融合，不仅丰富了做学问的途径，而且开创了独特的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。1998年，周秋光从美国回国后，深受美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发，对比之下，认为之前的模式“太累”，所以决定以全新的模式去培养研究生。

教学方面，不忘初心。坚持每年两个学期为本科生上课，一方面是为了不辜负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硕士生作为助教进行实习，借此锻炼其实践能力。

科研上，周秋光采用课题训练的方法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。他认为，研究生没有课题，是不能算得上研究生的，只能算作教育生。他用课题严格地训练学生，并且强调团队协作，这是他寓学于教的一大“法宝”。研究生团队进行资源整合，一致协作，攻克难关。由此，周秋光和他的团队合著了众多著作。例如，《湖湘文化研究》、《湖南教育史》、《湖南教育简史》、《中国慈善简史》、《刘大年传》、《湖南慈善史》、《中山慈善万年行研究》、《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》等。

周秋光经常教育学生，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，即做学问要依靠朋友，通过人力才能获取更多资源，朋友之间相互扶持，做学问与做人之间是一致的。寓学于教，教学相长，不忘初心，方能桃李天下。

周秋光的学问之道，得力于恩师指导、自身努力、从政经验以及教学相长。既有书生本色，又有政者风度。如此学问之道，铸此历史学家。（文/张晓雅）